唐予把车里的音乐关了。
刚才播放的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。
我十九岁第一次登台时,拉的也是这一首。
“抱歉。”他把音量旋钮按灭,“忘了你现在不能听太久。”
我望着窗外,没有让他换回来。
二十二岁那年,我已经拿过三个青年组金奖,沈宴辞却还挤在城南一间漏雨的制琴作坊里。
我们第一次见面,是在演出后台。
我的琴桥临时开裂,所有人都说来不及了。
只有他蹲在地上,用一把磨得发亮的小刀修了整整四十分钟。
上台前,他把琴递给我。
“别怕,撑得住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他那天赔掉了一块攒了半年的枫木。
我把第一笔巡演费借给他开工作室。
他不肯收,便写了一张借据,连小数点后的利息都算得清清楚楚。
那张借据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结婚证。
婚后第三年,他为我做出一把专属大提琴。
木料是他走了七个国家才找到的,琴颈弧度按照我的手掌重新调整过十九次。
我试音那天,他单膝跪在琴房里,捧起我按弦的左手,吻了吻指节上的薄茧。
“沈宴辞的双手,以后只为苏宁这只手服务。”
那时我真以为,一把琴能够被修好,一句誓言也能用上一生。
许曼是在工作室扩大后来的。
她负责清洁,总穿一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。
沈宴辞第一次替她交房租时,说她带着生病的母亲,日子艰难。
我没有多想,甚至把闲置的演出服送给过她。
直到我在他的工作台上,看见一张孕检单。
沈宴辞回家时,我正坐在那把琴旁边。
孕检单压在琴弓下,没有被风吹走。
他看见后,脚步停了很久。
“几个月了?”我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