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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(第2页)

我稍稍一想,发现这工作其实很简单,我先列了张表,把所有档案分成在职和离退休两大类,再按姓氏声母分成abc若干类。表上确认无误了,再按图索骥,分类进柜。四百多人的档案,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清理完毕。我有些得意,这毕竟是我走出校门后完成的第一项工作。

abcd是什么意思?怎么这样分类呢?我们原来是按科室分类的。

我没想到陈科长会不满意,一时语塞,支吾老半天,才说,我想这样分类科学些。公司科室的人员肯定是经常变动的,档案就得动来动去,不方便,还增添了很多无意义的劳动。若是这样,不管人员怎么变动,档案只在一个柜子里不动,省事多了,也好查找些。

陈科长笑笑,说,你读书人,很能说啊!

直到陈科长走了好久,我才反应过来。她并不是赞赏我口齿伶俐,而是在嘲讽我。我顿时脸红耳热,心跳加速。独自坐在档案室里想了好久,只好忍气吞声。人家的嘲讽很含蓄,我纵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里含蓄着了。

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档案。我很快发现,档案工作原来真的有意思,甚至能让人着魔。我对档案的兴趣是从退休工人李满生的档案开始的。他的档案材料最乱,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,结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:

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:

1958年市茶叶公司合并到土产公司。(我)后到王家桥橘子加工厂任内箱组(组)长,还负(责)加工组工作。加工组的向玉英因(为同我)工作接触较多,我验收出口橘子(要求)太严,工人反(返)工太多,所以少数同志(对我)恨之入骨,造谣说我和向有两性关系。(于是)就召开全公司群众大会,团员大会,诽谤我乱搞两性关系,道德败坏,(是)国民党残渣余孽,兵痞,混入解放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,(还说我)偷橘子,作风非党(常)恶劣等罪名,后宣布两条决定:一、开除我的团籍;二、开除我的公职。见我家庭生活困难,允许我在公司做小工。1960年5月,在新店门市部,女职工李明花给小孩喂奶,我就去逗她小孩,摸她小孩的下巴,不小心手指碰着了她的奶子,她打了我一耳光。公司说我流氓成性,累(屡)教不改,调戏妇人,开了我的批斗会,不准我做小工了。李明花我们是老熟人,平时很随便,也有些打打闹闹的事,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丑。打了我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,党坚持了真理,修正了错误,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,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(之后),在今年12月1日给我彻底平了反,(让我)从(重)见了光明。

我读了一遍,有些读不通,再读一遍,默默加上括号里的字,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退休干部吴大运的档案也有意思,里面有这么一页:

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:

1973年,我被抽在公司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剧。女演员林满英从参加工作起就同我在一个科室,平时关系很好,但只是纯洁的革命同志感情。我们平时也开开玩笑,都是很正经的。有回,演话剧《再上井冈》,中间有男女主角耳语的情节。先是我对林满英耳语,我说:“满英,我喜欢你。”其实是开玩笑,我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,她是才参加工作几年的小姑娘。林满英不敢不点头,因为是在演戏。过会儿,轮到她同我耳语了,她骂我:“砍你脑壳!”我挨了她的骂,也只好点头,好像我同意她砍我的脑壳。再轮到我向她耳语时我骂了粗话:“我日你妈!”接下来就没有耳语场面了,我看出林满英心里很气的样子,那天她演戏都不太对劲。戏演完了,退到后台,林满英过来说:“我要同你说清楚,你别走。”散后,我跟她到了河边。我有些害怕,因为是我先惹她。她问我:“你为什么要耍流氓?”我说:“我没有耍流氓。我说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?我是真的喜欢你。”林满英就哭了,说我欺负她。第二天,她把这事向组织上汇报了,我就被开除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被戴上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流氓的帽子……

吴大运的文字通顺些,我翻翻他的学历,原来是解放初的高中毕业生。

我突然有了一种窥探别人的冲动。现在我最想知道陈科长档案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我找来她的档案,从第一页看起。她的第一份鉴定表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填写的,时间是1972年。有点看头的是她的自我鉴定一栏:

自我鉴定(政治思想及工作表现):政治立场坚定,革命警惕性高,敢于同一切反革命言行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。有一次,我看见同寝室的林满英鞋垫上纳有五角星,非常气愤,当面批评她思想反动。我马上将她的错误行为向组织上作了汇报,使她的反革命险恶用心没有得逞。

刻苦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一年之内我通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,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。晚上熄灯之后,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毛选,结果被林满英报复,她向组织上汇报,说我晚上躲在被窝里看黄色书籍。后来组织上通过深入调查,证实她是诬陷。由于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,被突击吸收为伟大的中国gongchandang党员。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。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端。

工作积极肯干,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脏。苦活争着干,累活抢着干,脏活积极干。工作不怕流汗,革命不怕流血。革命事业高于一切,工作是最快乐的事情。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

陈科长的思想政治表现和政治学习都写得很具体,还详写了事件,但写到工作却只有几句空话。也许工作太琐碎,不太好写吧。她的档案里还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。这是过了几年的事:

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:

1975年,我妹妹陈秋华和王为民谈朋友。王为民同志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。我作为姐姐,热情招待他。我妹妹话不多,结果在我家里的时候,我和王为民说话的机会还多些。我妹妹就起了疑心,说我抢她的男朋友。我说没有,她不相信。后来,我妹妹就疯了。她疯了之后,我和王为民照顾她,劝她,给她看病。我妹妹只要看见我和王为民在一起,就要死要活。有一天,她看见我和王为民进屋来,就往外面跑,卧轨zisha了。组织上认为我对这事负有责任。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我想知道她后来是不是同王为民结了婚,查了查她配偶的名字,令我失望,她配偶叫张永生。这名字听上去像位革命烈士。

我猛然想起,一直没有发现总经理刘雅文的档案。查了查索引表,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。怎么回事呢?我首先想到的是丢失档案的责任,我接手档案没有同任何人办移交,倘若少了谁的档案,就说不清了。我马上跑去办公室问,陈科长,怎么没看见刘总经理的档案?

陈科长望着我笑笑,问,你想看刘总的档案?

我脸刷地红了,急忙辩解道,没有没有。我清理档案,没有见着刘总的,就来问你。

陈科长又笑了,说,刘总和几位副总他们是处级干部,档案在上面集团总公司,不归我们公司管。

我这才想起来,另处几位副总经理的档案都不在我那里,我没有见过邢亚礼、贺发友、何平等几位的名字。

陈科长说完就低下头看报纸,笑容还挂在脸上。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两边脸颊也亮晶晶地发光,又似乎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,胸口发慌。因为刚看过她的档案,心里更不是味道。

办公楼终于装修好了,但破产的事还没有搞定。有天,陈科长从刘总办公室打电话过来,让我送文件去,我拿上她要的文件,过去敲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开门的是位小姐,问,先生找谁?

我说,找刘总。

小姐说,你预约了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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